那么由此推论刘咸炘所谓以生为善之准之生定非肉体之生,亦非食色之生,否则，人性等同于禽兽之性，则荀子性恶论立矣。
对兄弟之国、亲戚之国即所谓华夏，则要安宾客【43】;对远方的蛮夷戎狄，则要来之、安之。周是个政治概念和地理概念，指周家王朝及其治理的整个天下，包括周王国及其所有的封国，封国则包括周家兄弟之国、亲戚之国(古老文明氏族国家)【17】和蛮夷戎狄之国，兄弟亲戚之国亦概称华夏，华夏就是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的意思【18】。
王齐洲先生主要根据乐教治理万民的政治功能推测乐教的起源，所以他不同意刘师培的见解。45乐、哀：借代所有思想感情。周乐为周代主要用来治国理政的官方音乐，春秋时代在郑、卫、宋、齐四国出现了重视日常生活、吸收民乐元素、乐教愉情并重、抒情很少节制的新倾向，明显成为古乐的异类，故被称为新乐，并招致严厉批评。考虑到春秋时代四国官方的新乐与战国至今的官方民间的所有新乐特征均基本相同，与九代古乐却大异其趣，故本文概称后九代官方民间所有的音乐均为新乐，亦与九代古乐相对而言。以乐德【34】教国子【35】中和、祇庸、孝友。
周末由于西北地震，大江大河出现堰塞湖，堰塞湖垮掉以后又冲击了西北大量国土，加上西北突然转冷，冰雪线南移，游牧民族南侵，朝廷应对失据，终于导致西周灭亡。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武》)。吴天明：《春秋〈诗〉义三变》，《长江学术》2008年第1期，第55—59页。
《舜典》记载，舜帝嗣位，遍命群臣各负其责，协助自己治理天下，其命乐教官员夔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请观于《周乐》，即当时在华夏列国朝堂、庙堂、礼堂、学堂演奏、演唱、舞蹈的官方音乐作品，鲁国乐官于是把《风》《雅》《颂》以及尧舜夏商周先代圣王的重要音乐作品演奏了一遍，季札一一给予相当精准客观的评价。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高亨先生《诗经今注》曾经推断，传世《诗经》中的诗歌很多都是一组一组的，那么与之匹配的音乐则自然是组乐组歌。
春秋战国时代既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国已不国，《乐经》教条自然对君子失去了约束力，音乐固有的愉悦身心的文化娱乐作用便开始被重视。则子夏所言只是其个人看法，弗用为不能用不该用之意，并非当时华夏列国实际未用。
舜帝刚刚嗣位，即娴熟地任命乐官、交代乐教诗教任务，说明乐教诗教工作在五帝时代早已展开，已经成为治国常道之一，舜帝不过是效法先帝而已，所以舜帝任命乐官的举动和对乐教诗教熏陶培养治国君子任务的交代，都应视作五帝时代的通例。如周代有君子重孙不重子的礼俗，就是因为远古父系时代早期儿子出嫁儿媳，孙子随儿媳姓，孙子再出嫁外孙女，回归祖父家，成为归孙子。《大司乐》的乐教理论，继承了《舜典》所代表的五帝时代的乐教理论，其核心理论仍然是工具论，即乐教是和谐人神、万民、万邦，熏陶君子，使之公道公正治理国家的宗教政治和世俗政治的工具。宋于周为客，可以采用。
孟子对战国君子是喜欢古乐还是喜欢新乐，完全不介意。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到了黄帝时代晚期，中国才出现了辉煌的城市如黄帝古城【20】之类，他们称之为古国，称那个时代为古国时代。春秋战国文献一般称西周三百年为周，大汉至今则一般称西周、春秋、战国八百年为周。子夏是孔子晚年弟子，由春秋进入战国，当时中国正在发生世俗化的千年历史巨变，子夏身在其中而浑然不知，所以他的德音亡国之音论，并没有真正回答魏文侯的问题，也不可能成功引导战国君子去喜欢德音，放弃亡国之音。
确定周乐具体曲目者，应为周天子历代之乐官。言语：周代官员言必称诗，尤以外交场合为甚，《左传》案例比比皆是，故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
与《大司乐》相比，五帝时代的乐教诗教还未承担协和万邦的政治功能，那是因为五帝治理的天下尚小，只是几个氏族的联盟而已，当时并无万邦需要君子协和，而周代治理的天下太大，乐教诗教的确需要协和万邦。师慧过宋朝，将私(即小便)焉。
根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之经部，周乐乐一直为后世治国经典，九代古乐曲目虽存，但曲谱早已失传，汉唐以后均无演奏、演唱、舞蹈九代古乐的痕迹，这也是一个非常过硬的证据。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从整体上看，孔子等春秋君子只把周乐即当时周代官方使用的乐教作品、采信的乐教理论，视作正统乐教，即当作道德教化、治国理政的经典性工具之一，完全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不容忍音乐还有反映日常生活、仅仅愉悦身心的文化娱乐作用。周公之后五百多年，到了战国时代初期，中国才终于完成世俗化的历史进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才人神两分，国家治理才实行世俗政治，宗教政治才最终退出国家治理的历史舞台，仅仅成为民间信仰。《虞书·舜典》，《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左传》【25】等传世春秋文献，对各级贵族各用什么官方音乐作品记载很多，总的要求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治国君子各自采用适合自己身份的乐教作品，交好各自地盘的神灵，治理各自的土地人民，教育各自的部下和子弟。
本文只研究其中一个很小的问题，考察中国五千年的乐教【6】实践和理论。春秋时代的乐教作品则新增周代华夏列国的诗选《诗经》【22】。
学者多称秦朝中国才开始真正统一，这是因为对国家统一方式、国体政体认识不全所致，与历史事实不符，在理论上有缺陷，在实践上亦有害。14《礼记·乐记第十九》收录子夏语录：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阳货篇》)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56故事出自《韩非子·十过》。
其相(盲人助手，牵引盲人者)曰：‘朝也。这个结论把乐教定义得太宽泛，忽略了乐教为治国之教的本质属性，故不可从。4天人合一还是天人两分，古今学者讨论很多，争论不休，至今仍然常有论文发表。这就是周初开始政教分离的典型证据。
注释1根据各国考古资料，人类大约都在五万多年前创造鬼神，同时创造人类自己，从而进入人神混杂的时代。16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请观周乐，所观周乐就有九代古乐，也有春秋四国新乐，而且季札十分熟悉，说明鲁国等华夏之国、吴国等蛮夷戎狄之国，均采用此周乐。
周初开始世俗化进程【2】，春秋时代加速世俗化，故春秋时代兼有九代和战国至今后九代【3】两个时代的部分特点。所以王先生将乐教起源定在周公时代，亦不可取。
胄子即祭司酋长之子，王国时代指帝王诸侯之子，帝国时代指帝王诸侯郡守卿大夫之子，总之都是未来的治国者。46荒：亦过分无节制之义，犹淫。
简而言之，五帝三代的乐教理论主要是工具论，孔子的乐教理论则有工具论和风格论。不过这个变化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的周乐均淫即抒情不节制，就是渐变的开始。新乐(郑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郑声淫)，都是春秋晚期战国时代君子的说法，原本特指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的官方音乐，与中规中矩的九代古乐相对而言。但舞阳文明时代只有大型的聚落，尚无夯土为城，使之四合，用以保护人口和财富的城市国，剩余财富尚有限，私有制和国家尚在形成之中，故舞阳治理只能称为社会治理，还不是国家治理。
吴天明：《神仙思想的起源和变迁》，《海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81—187页。从时代概念来看，春秋时代是九代的一部分，春秋战国君子本不应该称新，但由于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了迥异于九代古乐的新乐，故晚周君子所谓的新乐，特指春秋四国官方的这一部分周乐【14】。
31孔子私学学制为三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比官方国学学制短，而且传世文献没有孔子教育弟子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任何一个例子，故作此推测。春秋战国时代乐官尚能演奏五帝古乐，曲谱歌词君子莫不熟悉，可是大汉至今，远古中古的乐曲几乎全部失传，先周圣王的歌词亦全部亡佚，汉朝开创的重视本朝本代乐教实践的新传统，恐怕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由《舜典》可推知，五帝时代的乐教理论主要是工具论，即乐教是熏陶君子、协和人神、交通天人、治国富民的工具。孔子以郑声淫说为代表的乐教理论，明显继承了九代正统的乐教理论工具论，而又根据春秋时代天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政治形势，和郑卫宋齐四国出现新乐的情况，对九代工具论有所发展。